
1936年冬天的西安,寒气很重。城里人后来多半记得枪声,却很少有人想到,在这场震动全国的风波背后,有一位女子正在远方焦急等待,一封又一封信件,却再也收不到回音。她被称为“赵四小姐”,本名赵绮霞,一生的喜怒哀乐,都系在张学良这个名字上。
说起来,这段情缘真正的起点,要比西安事变早上快十年。
那是1927年的春天,军阀混战尚未停歇,北洋旧势力和奉系军阀彼此角力,表面上却又要维持体面。天津的蔡公馆,就是这样一个既热闹又微妙的场所。达官显贵、军政人物、洋行经理和他们的家眷来来往往,看似只是在跳舞、喝酒、寒暄,实则各怀心思。
赵绮霞第一次走进蔡公馆,只是家中小姐们中的一个。她年仅16岁,刚刚从女校毕业,性子里带着一点书卷气,又有大家闺秀的规矩。谁也没有想到,这个那天静静坐在角落里的少女,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押在那一晚的邂逅上。
舞池中央,灯光摇晃,人声嘈杂。有人随口提了一句:“少帅来了。”人群像被风推开,27岁的张学良走进来,西装笔挺,笑容从容。奉系“少帅”的名头,在北方城市不知惹来多少少女的幻想,赵绮霞也听过,从未想过会突然出现在眼前。
年轻的女孩子总是容易被这种气场吸引。张学良迈入舞池,视线一转,落在角落里那张清秀的脸上。后来很多回忆写到,两人就是在那一支舞里,相互记住了对方。具体说了些什么,已经没人能完全复述,只知道音乐停下时,两个人心里,都留下了一道影子。
那一夜之后,少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既有几分喜悦,又有几分懊恼。喜的是,仿佛遇到小说里才会出现的那种人物;懊恼的是,从姐姐口中得知,这位“少帅”早已有妻有子。她对着窗外的夜色小声说了一句:“偏偏是他。”
这样的开始,往往预示着一段难走的路。
一、风月场里的情与迷
赵绮霞出身并不寒微。她的父亲赵庆华,在北洋政府做过东三省外交顾问、交通次长,出入的也都是军政场合。家居天津,宅门规矩森严,待字闺中的女儿们,自有一套被安排好的路子:念书、学琴、学外语,等门当户对的好人家上门提亲。
1927年,她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,在当时算是非常体面的选择。那会儿的燕大环境开阔,校园里充满新思潮。提亲的人却并未因此减少。媒人领着各色公子上门,有做官的子弟,有富商的儿郎,履历都不算差。但在赵家四小姐眼里,这些人多少有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味道,礼数周到,却谈不上心动。
她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标准:那个人要有见识,要有气度,还要有一点浪漫气息。偏巧,蔡公馆里的那一支舞,让她误以为自己找到了这个人。
同一年夏天,她随家人去北戴河避暑。海风吹拂,空气里是盐味和松针味,道路两侧都是租界里的洋楼。就在这样一个略带闲适的环境里,她再一次碰到了张学良。
这一次不是在灯光和乐声中,而是在海边和沙滩上。那几天,他们聊得很多,从北方局势,聊到北平的风物,又聊到西方小说。张学良当时已经是东北军的核心人物,军事与政治压力极大,但在这个年纪尚小的姑娘面前,他似乎愿意放下身段,露出少有的轻松。
有一次,张学良看着海面,突然说了一句:“要是世道太平,只做个闲人就好了。”赵绮霞听到这句话,心里一动。年少的女孩,很容易把这种略带感慨的话,当成一种真诚的流露。她深信,眼前这个人不仅是“少帅”,还是个胸中有丘壑的男子。
北戴河的夏天很快过去,回到天津之后,两人的来往反而更频繁了。张学良在蔡公馆出现的次数增多,有人说他是去应酬,有人说他是去跳舞,而赵家四小姐的身影,总在不经意间出现。
那时的天津人喜欢谈论风月,也善于打听消息。一个有妇之夫,一个未嫁少女,出双入对,很难不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话传进赵家大门,终归要有个说法。
赵庆华听到风声,气从心头起,一度把女儿叫到书房严厉训斥。他语气很重,却不无理智,大意不过是:张学良出身奉系军阀,已婚有子,不可能给你名分,这样的感情既对你不公,也会拖累全家。站在一个做父亲的角度,这番话其实并没有错。
问题在于,当时的赵四小姐,已经陷入感情里。年轻人遇上爱情,本就容易不顾一切,更何况对象还是当时北方最耀眼的一位人物。越被阻拦,越觉得这份感情“不同寻常”。再加上张学良来信不断,字里行间有温情、有依赖,她愈发难以抽身。
她被关在家里,门禁森严,却想出了另一条路——书信。那一封封信,就这样从天津投往东北,又从东北返回天津。纸很薄,字很密,夹杂着少年少女对于未来的幻想,还有战争阴影下的一点侥幸心理:也许风雨过去,两个人终有一天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。
现实却偏偏往最艰难的一头走。
二、私奔关外,父女绝裂
1928年6月4日清晨,奉天郊外。一声巨响震动铁轨,火车车厢被炸得支离破碎。东北王张作霖在回奉天的途中,遭到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炸弹袭击,身受重伤,不久死亡。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皇姑屯事件。
张学良在巨大打击之下,匆匆回奉天料理父亲后事,同时接手东北军的权力。年纪不满三十,肩上突然多了亿万人口和一方土地的重担。夜里独处时,没人知道他承受了多少压力。
压力之下,他病倒了。这在当时的赵一荻看来,简直像是天塌下来。她烦躁不安,日夜盯着门口,盼着邮差出现。直到那封信送到她手里——信中简单说了身体不适,又略带试探地提了一句:如果能来奉天一趟,倒也算个安慰。
这句话,在旁人看来只是客气,却被她当成了召唤。她找到哥哥赵燕生,含着泪说:“我要去。”哥哥明白父亲的脾气,也懂这段感情有多危险,但看着妹妹眼中的执拗,最后还是帮她安排了车票。临行前,她在家中留下一张字条,寥寥几句,便匆匆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。
她离开天津的消息,很快传遍了亲友圈。街巷之间,说书人添油加醋地讲:“赵家的四小姐,为了少帅私奔关外。”这四个字,在民国社会既是浪漫,也是丑闻。
赵庆华得知女儿出走,怒极。可是等他赶到车站,列车早已驶出。他知道,事情已经无法挽回,只能想办法保住颜面,也保住全家的安全。几天之后,天津《大公报》上刊出了一则声明,出自赵庆华之手,大意是:四女绮霞为“自由平等”所惑,私自离家,不知所终,自此削去家谱名字,脱离父女关系,一切后果自负。
这份声明,显然带着一个旧式父亲的怒火,也有不得不说的无奈。表面上是与女儿一刀两断,实际上是在向社会表态:此事与赵家无关,赵家人并不想攀附奉系,也不愿担这个名声。与此同时,这也是暗暗给张学良施压——既然人已经跟了你,便有责任照顾她的未来。
不久之后,赵庆华以“引咎辞职”为由,离开北洋政府,退居幕后。对于一个习惯在官场进出的人而言,这一步,代价不小。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,他显然更在意家族的安全。
赵一荻到了奉天,被安排在北陵别墅。外面风声喧嚣,别墅内却安静得很。她终于接近了那个心中的人,也正式踏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。
多年之后,她在回忆里说到父亲,心里仍有愧意。她明白,自己当年的决定,让父亲无法下台,又在世人面前受了一次重击。她说:“爱汉卿,是出于自己的选择,并不后悔;只是当初不辞而别,使父亲难堪,这一点,始终对不住他。”
遗憾的是,这份愧疚,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说出。自1928年她离家北上,到1952年赵庆华病逝于北京,父女两人竟然没有再见上一面。这二十四年,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,都是一段无法弥补的空白。
另一方面,她用私奔换来的是怎样的身份呢?
名义上,她是张学良的“秘书”。在那个年代,这个说法听起来既得体,又模糊。1929年,她为张学良生下一个儿子,取名张闾琳。按老话说,“母凭子贵”,但赵一荻的境遇,并未因此改变——她没有名分,不是妻,也算不上妾,只能算是“身边的人”。
直到1930年前后,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,才将赵一荻母子接回张作霖旧居顺承王府安置。表面看是大度接纳,实际上也不难理解:在那个层级的家庭里,感情之外,还有家族、政治和面子等多重考量。于凤至出身富家,性格沉稳,对这件事表现出极强的克制。
顺承王府的日子里,外人看到的是灯红酒绿、宾客如云。赵四小姐却慢慢发现,自己离“幸福”其实很远。她必须时刻照顾少帅的情绪,面对外界的目光,忍受身份上的尴尬。张学良身边一直不缺女性,风流故事时常见诸报端。她只能安静地占据一个位置,既不能退回从前,也看不清未来。
她当年踏上北上的列车时,大概没有想到,这只是长期考验的开始。
三、西安风云与漫长幽禁
1930年代的中国,局势越来越紧。日本在东北步步紧逼,国内军阀割据,南京中央政府又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路线。身在其中的张学良,被夹在多重矛盾之间:一边是东北故土沦丧的痛,一边是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赵四小姐在这一时期,名义上仍只是“秘书”,实际上承担了更多陪伴和安抚的角色。她见过张学良失眠的夜晚,也见过他在宴席上谈笑风生。两种状态,仿佛是两个人。她未必完全懂得政治棋局的复杂,却能感受到那种无处可避的压迫感。
1936年年底,西安局势急转直下。蒋介石坚持“先剿共,后抗日”,张学良多次劝说,无果。最后,与杨虎城联合发动“兵谏”,史称“西安事变”。这场风波的意义,历史书已经写得很多,不必赘述。值得一提的是,对赵四小姐个人命运而言,这是一个转折点。
事变后,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途中,被扣押,随后长期幽禁。风云人物,在一天之内从权力中心跌入黑暗角落。她本来在身边,眼看着局势恶化,却帮不上忙,只能跟随他一起走进这条不知尽头的路。
出于安全考虑,她带着儿子先赴香港避居。那是一个短暂的分离。孤身在香港,她住在亲戚家里,日子并不宽裕,更难的是心里的惶惑——张学良的下场无人可知,前途被严密封锁,她只能等待消息。有人劝她:“留在香港吧,孩子在这边长大,也算有个安稳。”她沉默了很久,最后还是说:“他那边需要人。”
1939年,于凤至因乳腺癌赴美就医。这一消息传到香港,赵一荻扔下了所有顾虑,把儿子托付给亲戚,自己赴贵州投奔张学良。贵州山多路险,条件艰苦,对受过良好教育、习惯都市生活的女子来说,那里几乎是另一种世界。但对她来说,只要能在那个人身边,再苦的地方也能待下去。
从贵州到四川,再到后来迁往台湾,她一路随行。从1946年11月被押送到台湾,安置在新竹县深山井上的幽闭居所开始,这对伴侣的生活节奏彻底改变。没有了兵权,没有了社交圈,有的只是在山中围墙之内的平静甚至单调。
值得注意的是,幽禁并不完全等于牢狱。张学良在台湾虽被严密看管,但物质生活尚可。只是自由受限,进出需报备。赵四小姐在其中,既是陪伴者,也是照料者。她打理日常琐事,与外界沟通,为他安排读书、散步、打球之类小活动,尽可能让这段日子不至于完全枯燥。
她的儿子张闾琳此时已经在美国成长,生活轨迹与父母截然不同。她有几次获准出境去美国探亲,每次停留不过三四日,很快就赶回台湾。有人问她:“多待几天不好吗?”她只是摇头:“他一个人在那儿,放心不下。”
这种“放心不下”,外人恐怕难以体会。几十年的情感纠葛,在外界看来有复杂的道德评判,在她自己心里,却变成一种绝对的责任感。她已经把自己的人生,彻底绑在了这段关系上。
1964年,一个微妙的变化出现了。
在宋美龄的劝导下,张学良开始接触并信奉基督教。基督教婚姻观强调一夫一妻制。对一个有原配、有多年伴侣的男人来说,这意味着必须做出取舍。这个选择,既是宗教上的要求,也是法律程序上的调整。
张学良在犹豫中做出了决定,选择与于凤至解除婚姻,以便与赵一荻正式成婚。这件事对外界来说,意味深长;对三个当事人而言,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情感切割。
于凤至当时已经在美国定居,收到张学良的信,据说只是平静地对女儿说:“只要能让你父亲心里舒服一些,什么都可以。”这句话,听上去云淡风轻,实际上体现出一种罕见的大度和自持。她和张学良共同生活的岁月、本可延续的身份,都在这一刻画上句号。
1964年7月4日,台北杭州南路的一处寓所里,举行了一场并不隆重,却意义非凡的婚礼。张学良穿着一身浅色西服,头发已经斑白,毕竟64岁的人了。赵一荻则身着红色旗袍,简洁而庄重。没有盛大的花车,没有锣鼓喧天,只有少数亲友见证。
那一年,距离她第一次在蔡公馆与张学良跳舞,已经过去36年。16岁的少女,走到了52岁。等待36年的婚礼,不是童话故事般的圆满,而更像是一场迟到的补票——在漫长幽禁生活中,多了一项合法身份,多了一张合影,多了一种被承认的关系。
对于旁观者而言,这确实有几分传奇。可对赵一荻本人来说,这一纸婚书背后,是无数不为人知的委屈和坚持。她用几十年陪伴换来的,只是“名分”二字,算不上幸福,却也无从放手。
四、迟暮时光与一生代价
婚礼之后,他们的生活并没有立刻变好。幽禁仍在继续,只是方式逐渐宽松。外界风云变幻,他们身处偏僻之地,消息来得慢,也来得模糊。对于张学良而言,曾经参与过国家大事,如今却只能在山中读书、看报、下棋,这种反差很难不刺痛人心。
赵一荻在这样的环境里,依旧扮演着一以贯之的角色:照料、陪伴、安抚。有意思的是,两人日常相处,并不总是温情脉脉。偶尔在饭桌上,张学良会因为报纸上的消息皱眉,顺口说一句:“早知如此,当初就该怎样怎样。”她会轻声打断:“事都过去那么久了,说了又能怎样呢?”语气不重,却把话题巧妙带开。
这种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。从中年到老年,从黑发到白发,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悄悄发生变化:从最初的迷恋和激情,变为习惯和依赖。张学良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:“她对我很好,最关心我的,是她。”这句话听上去朴素,却说出了长期相伴后的真实感受。
1990年代,局势再度变化,对张学良的幽禁逐渐解除。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居住了半生的岛屿。1995年,二人移居美国夏威夷,住在檀香山附近。对很多移民来说,那是一片度假胜地;对他们而言,却更像是晚年的安顿之所。
那时的张学良,已经九十多岁,行走需要人扶。赵一荻同样年事已高,身体状况不如从前,但精神上仍尽量保持镇定。日常生活很简单:散步、看书、偶尔接待前来拜访的客人。对于外界舆论,他们知之不多,也不愿多言。
2000年,张学良迎来百岁生辰。夏威夷当地举行了一场小型庆祝活动,宾客不算多,但气氛亲切。赵一荻已经88岁,仍坚持到场。有人看见她挽着老伴的手,步履略显迟疑,却不肯松开。那天,摄影机留下不少画面,在后来被多次引用。
然而意外总是来得很快。庆祝活动结束不久,她在家中不慎摔倒,随后出现呼吸困难,被送往医院。医生竭力救治,终究回天乏术。2000年,她在夏威夷离世,终年88岁。
从1927年初见,到2000年离世,她和张学良之间的牵连长达七十余年。这七十多年里,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政权更替、战火连绵、社会重建,她亲历了其中最关键的几十年,却始终以“别人的身份”站在时代边缘。
她没有参与政治决策,也不可能左右战争走向,她能做的,只是陪在一个关键人物身边,默默承担相应的代价。父女关系断裂,母子长期分离,青年时代的前途被彻底改写,她把这些都压在一段感情上。用今天的眼光看,这样的选择固然值得商榷,但回到当时的情境,就不难理解:一个对感情执拗到底的女子,在那个年代很难走出另一条路。
2001年10月14日,101岁的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。据说,他临终前留下话,希望与“太太”合葬。就这样,这对曾经掀起无数议论的伴侣,最终同眠于夏威夷的神谷墓园。墓碑静静立在那里,面对的不是故乡的山河,而是遥远的海风。
许多人谈起赵四小姐,习惯用“传奇”二字。的确,她的一生具有戏剧性:16岁与“少帅”相识,19岁私奔关外,36年后才等来一纸婚书,幽禁岁月里不离不弃,晚年远居异乡。这样的经历,很容易被浪漫化,被写成爱情故事。
但仔细看下去,就不难发现,这个故事的另一面,是极其沉重的现实。她的自由,是以放弃原生家庭为代价;她的陪伴,是在身份不明的状态下长期坚持;她的名分,是在几十年风霜之后才缓慢到来。所谓“传奇”,很大一部分,其实建立在她个人的忍耐和牺牲之上。
对张学良而言,他这一生身处大时代漩涡,承担了不少争议。无论是东北易帜,还是西安事变,皆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。他的感情生活同样复杂,多次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。但有一点恐怕难以否认:在他漫长的后半生里,万事皆已成往事,陪在身边的,始终是当年那个16岁在舞池中与他一舞的少女。
她用一生等待一场婚礼,也用一生承担这场婚礼背后的重负。人们记住了那件红色旗袍,记住了“36年”的数字,却往往忽略了那些远离聚光灯、无处倾诉的日常时刻。那些时刻累积起来,构成了她真正的人生,也是这段故事最值得回味、也最让人唏嘘的部分。
正规的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